职业院校校企合作问题及应对

“校企合作”是通过学校与企业合作培养应用技术人才的主要方式，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，也是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。它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直接目标，以人格完善与技能提升为基本内容，以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为主要育人方式，以实现教育与经济融合与协调发展作为长远目标。通过“校企合作”培养职业人，既体现在职业教育的历史上，也体现于职业教育的现实中，并在现实中孕育出强大的生命力，依然是未来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的基本方式。然而，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，由于多种原因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程度相当低，“校企合作”不畅，呈现职业院校一条腿走路的被动局面，既影响到职业教育自身发展，也影响到企业发展、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，使得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双双陷入被动。因此，对“校企合作”问题的探讨，不仅是职业教育理论建设的需要，更是职业教育现实发展的要求。

一、“校企合作”的现状及问题

作为培养技能人才的重要形式，“校企合作”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。2005年11月《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》将“校企合作”与“工学结合”并列为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，要求“大力推行工学结合、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”。此后，校企合作成为职业教育的建设重点，受到中央政府的持续关注。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，要求“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，深化产教融合、校企合作，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。”

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，“校企合作”取得一定成效。主要体现在：其一，初步构建起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的合作平台，形成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，并设立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，对职业教育工作进行指导。其二，从中央到地方，陆续出台校企合作相关政策法规，涉及学生实习、企业办学等方面。其三，集团化办学的合作形式初具规模，涉及职教集团200余个，参与企业3500余家。东南沿海地区（如青岛、浙江、海南等地）尤为突出，甚至形成合作章程，如《海宁市校企合作联盟章程》等，集团化办学经验交流会也在多地举行，校企合作实践得以持续开展。在政府强力推动以及职业院校与企业参与下，无论在宏观政策和制度（尤其是财政支持）层面，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层面，校企合作都取得一定成效。但是，从校企合作的质量看，还存在诸多问题，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的质量。

（一）合作双方对校企合作的认知程度低

作为合作主体，职业院校与企业仅仅将校企合作视为人才培养的一个环节，而没有将合作作为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举措。多数职业院校与企业对校企合作的认识停留在“职业学校为企业培养人才，企业为职业学校提供实习场所”层面。职业学校虽积极联系企业、开展合作，却只是为学生寻求实习场地或者与企业形成“订单关系”，为学生毕业后进入企业创造条件。对于人才培养目标设计、内容选择以及教学大纲、课程制定等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具体事务，学校不会要求企业参与，企业没有也不会主动参加。企业对校企合作的认知，同样停留在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与机会的层面，而非深入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内部，在合作中处于被动应对而非主动承担的状态。有人对2011年北京部分大型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：企业主要关注企业内部员工的培训，不认为应该承担职业教育责任；即便合作，企业也愿意与知名大学而非职业院校合作。从权益角度出发，企业认为职业教育不是自己的责任，避免承担技能人才培养成本。因此，无论是职业院校还是企业，都将校企合作仅仅作为人才培养中的一个环节，却没有将合作作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方式。

（二）学校与企业合作意愿高，合作质量低

与认知程度低密切相关的是，校企合作意愿高于实际情况，合作质量低。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。首先，校企双方均表现出较高的合作意愿，但实际参与合作的企业较少，学校的积极性高于企业。2012年，有学者对11个东中部省份校企合作现状调查显示，校企双方合作意愿颇高：有合作意愿的企业与职业院校占到调查对象的90%以上。但是，与此形成显著差异的是实际合作并不多，据学者2011年对山东省96家企业调研的结果，62.5%的企业没有任何形式的校企合作。在对11个东中部省份校企合作现状调查的样本中，有校企合作形式的专业半数以上是学校主动联系企业，学校的合作积极性高于企业。其次，校企合作程度低、质量低，即部分企业虽然表现出较高的参与意愿，却由于参与程度低，导致合作质量低，满意度同样低，均未达到双方期望值。

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层次浅、质量低，可以细化为如下情形：第一，合作形式单一、企业参与度低。合作主要围绕企业为职业院校提供实习实训场所的形式开展，企业几乎不参与教学目标、专业、课程等制定和设置；第二，合作过程简单，企业接受实习学生人数较少，仅为学生提供实习场地与机会；第三，参与合作的企业类型单一，且很少出现企业主动承担校企合作的现象；第四，企业在人员聘用时，对有校企合作经历学生的需求较低；第五，配套资金不足。

（三）有效供给不足，政策实施不力，缺乏协调服务平台

从供给的角度考察，校企合作的有效实施，需要学校与企业积极参与，还需要外部组织或中介为合作营造环境、提供平台等众多条件，保障有效供给。然而，在目前情况下，除政府政策供给充足外，其他条件尚在建设之中，无法满足校企合作的需要。即便政策供给，数量虽多，却存在与实践融通的问题，实施效果有待检验。加之，学校与企业之间缺少协调服务平台，使得合作双方各行其是：学校考虑的是解决学生实习与就业问题，企业考虑的则是获得廉价劳动力、降低生产成本；合作虽然在进行，却有偏离育人方向之虞，给长期、深入、有效合作埋下隐患。同时，由于缺乏协调服务平台，无法对整个行业进行统筹，校企合作多以企业与学校的点对点的形式存在，成功经验难以有效推广。总体而言，校企合作虽然得到认可，有效供给却明显不足，降低了校企合作的普及性和实效性。

上述问题的存在，对学生、学校、企业乃至经济发展都造成不利影响。首先，校企合作不充分，使职业院校学生培养质量难以保证。由于受教育过程不完整，学生无法获得完整的职业教育，教育质量低下，学生在人格、技能、能力等方面难以得到有效提升，职场竞争力弱。其次，制约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发展，使校企双方均陷于被动。由于企业参与程度低，使职业学校教育脱离工作场所，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保证，职业院校陷入被动；同时，企业由于难以招到合适人才，无法实现技术更新，产业升级受阻。最后，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。技能人才的短缺，势必制约技术向经济效益的转化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。技能人才培养的规律要求学校与企业共同发力。但是，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却是职业院校单腿走路。校企合作不会凭空出现，校企合作的顺利进行需要条件，而且需要这些条件之间的关系相互匹配。

二、“校企合作”困难的原因分析

作为促进企业发展和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有效途径，校企合作在工业化国家发展得相当成熟，成效显著。但在我国，校企合作却因诸多条件限制难以有效展开。其中，企业教育传统中断引发的校企合作经验的缺失，理论研究与制度设计的偏差将职业教育摆在尴尬位置，法律建设的滞后导致校企合作保障缺失，利益驱动机制不完善使合作双方动力不足等，是校企合作困难的主要原因。

（一）企业教育传统的中断：“校企合作”经验缺失

校企合作的有效进行，需要企业有相关经验。这种经验，积淀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情境之中。在职业学校出现之前乃至之后的很长时间里，企业都在承担职业教育办学主体的责任。然而，1949年后，企业的教育职能逐渐被剥离，职业学校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。今日所言的“校企合作”，也是以职业学校为主体的校企合作。校企合作之所以出现浅层次、低质量等问题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缺乏教育经验所致。

职业教育是缘起于生产工作场所中的教育。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之前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学徒制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形态。伴随新式企业的出现，企业成为新式职业教育的实施主体。左宗棠在奏设福建船政局时指出：“兹局之设，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，俾中国得转相授受，为永远之利。”福建船政局成为企校一体的教育型企业，以至于洋监督日意格说：“船政局的目的与其说是建造舰船，不如说是使中国学会建造和操作舰船的本领。”福建船政局的做法取得显著成效，被随后企业所效仿。福建船政学堂被称为现代中国职业教育的起点，可见，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缘起于企业教育设施的设立。《癸卯学制》虽然将“实业教育”列入学制，但在实施中却采取企业教育或企业与实业学堂合作的方式进行。

民国时期，职业教育沿两条路径发展：其一，企业教育。民国时期大量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中，1932年颁布的《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》要求：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劳工学校或劳工班，人数达不到要求的企业联合办理劳工学校或劳工班。通过法令，使企业教育制度化、规范化，企业教育在全国范围展开。其二，职业学校教育。职业学校教育迅速发展，呈现以职业学校承担职业教育职责的制度安排。1922年“壬戌学制”的颁布与实施，使职业学校教育体系开始形成。

民国时期职业教育“两条腿”走路的办学模式，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被职业学校教育取代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企业教育与职业学校教育得以保留。然而，“文革”期间，职业教育被认为是资本主义“双轨学制”的翻版，是教育不平等的体现，职业学校被改造成普通学校。“改革开放”后的职业教育恢复重建，主要是恢复职业学校教育。中等职业学校与高等职业学校得到快速发展，目前已占同层级学校的半数。然而，这种做法虽然推动了职业教育发展，却强化了职业学校“一条腿”走路的办学格局。当政策要求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时，企业既缺教育经验，又认为教育非份内之事，参与程度与效果大受影响。这是造成企业在校企合作中表面意愿高而实际参与程度低、层次浅且质量低的重要原因。

（二）现实的刻板：偏狭的理论研究与歧视性的制度安排

传统的中断，造成经验缺失，使校企合作难以有效实施。偏狭的教育理论研究与刻板的制度安排，使得这一问题趋于严重。

对教育的偏狭研究，主要体现在将教育理解为学校教育。相应地，职业教育被理解为职业学校教育。新中国的教育理论主要是在借鉴苏联教育学基础上建构起来的，凯洛夫的《教育学》对中国教育理论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钟启泉指出：“这种‘凯洛夫’式的教育学一经形成便经久不衰……从而导致我国的教育学只在一种模式下谋求发展，人们只在一种视界里构造着承袭了‘凯洛夫’基因的中国教育学。”凯洛夫《教育学》是学校教育理论，主要围绕学校教育展开，探究的是学校教育发生发展规律。受凯洛夫《教育学》的影响，学者在言说教育时，主要是指学校教育；探究职业教育时，主要关注的是职业学校教育，而学校教育主要被认为是政府职责而非企业职责。这种现状，是企业不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理论根源。

理论研究结果对制度安排产生影响，并由制度得以强化。这从经济制度与教育制度两个方面体现出来：经济制度将职业教育从企业中剥离，教育制度则将职业教育安排在边缘地位。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，一些原本由行业企业举办的职业学校开始与企业脱离；学校与企业相对独立，分由不同部门管理，职业学校主要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。校企双方将“育人”与“用人”分开，育人成为职业学校单方面的责任。企业虽为职业学校学生提供实训基地，却未将自己作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，校企合作难以深入，造成校企合作层次浅、质量低。同时，教育制度将职业教育作为低质教育。在现行教育制度下，职业院校仅能招收中考与高考中失利的学生，职业院校毕业学生多数直接进入人才市场而鲜有继续升学的通道，部分职业院校学生虽然可获得“学士”学位，却无法获得“硕士”“博士”学位。这种制度安排，将职业教育摆在比较尴尬的境地。这是企业愿意与著名大学而非职业院校合作的重要原因。

（三） 职业教育法律的缺陷：“校企合作”难以依法进行

完备的法律是校企合作的保障。然而，法律建设滞后成为我国校企合作的短板。目前，与校企合作相关的法律主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职业教育法》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劳动法》）等，却对校企合作的规定相当简单且柔性。

法律虽然有校企合作的相关规定，实施情况却不尽人意。原因有二：其一，强制性不足，法律条款以提倡性的“应该”而非强制性的“必须”的方式规定，加之缺乏实施细则与配套法规，缺乏可操作性；其二，实施不力，缺乏监管与反馈机制，实施效力差。同时，法律主要对职后培训做出规定，以企业利益为依归。这种规定，使得企业在校企合作中不自觉地将实习学生视为廉价劳动力。由于法律存在缺陷，我国校企合作主要依据政策而非法律，是政策主导下的校企合作。政策的权威性、强制性和稳定性显然难以与法律相比。这种情况，可以部分地解释企业在校企合作中合作意愿高而实际合作低的原因。

与我国形成显著差异的是，工业化国家的职业教育法律建设比较完备，富于操作性和实效性。以美国为例，从1862年颁布的《莫里尔法案》到2006年的《卡尔-帕金斯职业教育法案》，先后颁布有关职业教育的法律约16部。德国有《联邦职业教育法》《职业义务教育法》《职业教育促进法》《职业培训的个人促进法》《企业章程法》等，日本有《产业教育振兴法》《职业教育法》《职业训练法》《职业能力促进法》等。工业化国家职业教育法律呈现出体系化的发展趋势，辅之以配套的实施条例，可行性与操作性大为提高。更重要的是，职业教育法律对企业教育做出明晰规定，校企合作依照法律有序进行。典型如德国职业教育法律规定，企业是职业教育主要实施者之一，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“双元制”职业教育模式，大大提升了该国职业教育质量。

（四）利益驱动机制不完善：校企合作动力不足

校企合作的内在动力是合作双方均有利可图，包括“自然利益”与“政策利益”。

所谓“自然利益”是校企合作本身产生的利益，包括人才培养质量、招生率、就业率、升学率等的提高，并由此带来企业生产效益提高、生产成本的下降等自然结果。换言之，“自然利益”就是由校企合作运行规律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为合作双方带来的一系列利益。其优点是产生利益的成本低，缺点是只能顾及短时段、小范围的利益。所谓“政策利益”，主要是指由国家政策、法律、制度等带来的优惠补贴，即由国家这只“看得见的手”为合作双方带来的利益。其优点是能够顾及长时段、大范围、多方面的利益，缺点是产生利益的成本高。

目前校企合作中的“校热企冷”，是自然利益单一驱动的结果。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相关的利益主要有：提高招生率、人才培养质量、就业率、升学率等。企业在校企合作相关的利益主要有：提高生产效益，获得高素质人才、高新技术等。凡顾及校企双方利益的合作，可以得到双方的配合；相反，则会消极应对。在自然状态下（即没有政策干预的状态下），通过校企合作，学校可以获得实习实训场所、增加学生实操机会，服务人才培养；同时，还能以校企合作为噱头，扩大招生。因此，职业学校在实际合作中通常表现出较高的意愿。但是，鉴于当下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低，企业通过校企合作既得不到高素质人才，也得不到高新技术，更谈不上提高生产效益。因此，在实际的校企合作中，一些企业将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，作为合作收益的补偿。然而，这种做法，既偏离“校企合作”的本意，也影响到“校企合作”声誉。由于职业学校教育质量不佳，校企合作法律存在缺陷，企业与职业院校合作获得高素质人才存在成本高、风险大等问题，企业基本不会在“自然利益”驱动下高度参与校企合作。相比之下，企业更热衷于与普通高校合作，以获得高新技术与高素质人才，提高生产效益。

三、协同发力：校企合作有效推进的措施

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离不开企业，校企合作更需要企业积极参与。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缺席使技能人才的培养事倍功半，不仅会对职业教育发展产生负面影响，也会拖累企业、产业乃至经济发展。因此，无论是从职业教育自身来说，还是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来说，都须给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以足够重视。但是，校企合作需要条件。只有条件具备并且密切配合，校企合作才可能取得预期成效。只有让企业主动参与到职业教育中，校企双方展开深入、持久的合作，才能出现良性互动的局面。在目前情况下，继续强化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的同时，尤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施职业教育，为校企合作乃至企业教育发展奠定基础。我们以为，从以下方面着手，将有利于“校企合作”问题的解决。

首先，企业实质性地参与职业教育是校企合作取得成效的前提。职业教育的历史与现实表明，职业教育从产生到发展壮大，都与工作场所（企业）联系在一起，“技术教育如果离开企业内技术教育，将是没有意义的。”日本学者细谷俊夫，在对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美国、日本等工业化国家技术教育历史演进系统考察的基础上指出：“学校教育与企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加以综合考虑，这就是展望21世纪技术教育问题的关键所在。”企业参与职业教育，既是历史传统，也是工业化国家企业的通行做法。

企业实质性地参与职业教育至少要具备4个条件：其一，有完善的利益驱动机；其二，企业主认识到教育的价值与意义并积极予以践行；其三，建立教育设施和教育制度；其四，企业员工的积极参与。企业是人的企业，企业的品质取决于企业人的品质。企业的发展壮大，取决于企业人的能力与潜力，教育是挖掘人的潜力与提高人的能力最直接、最经济的手段。正如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所言：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才、经营教育。他曾明确地说：“松下电器在制造人才，当然我们是在制造电气产品，但是在这之前，先要培养人才。制造好的产品当然是公司的使命，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必须先培养适当的人才。”松下电器公司在企业中兴办多种类型、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，服务企业发展需要。企业实质性地参与教育，一则可以为企业培养优秀人才，促进企业发展；二则积累教育经验，为校企合作创造条件。当校企合作的自然利益驱动无法使其顺利开展时，国家有必要进行调控，通过政策优惠与补贴，通过政策利益进行驱动，促使企业实施实施职业教育，为校企合作创造条件并积累经验。

其次，校企双方密切配合，是校企合作得以展开的现实条件。企业与学校虽有差异，但在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上是一致的。企业虽然主要是用人单位，但是，当学校无法培养出企业需要的人才时，企业不得不承担起培养人才的教育职责，这也是学徒制长期存在以及工业化国家企业参与教育的主要原因。退一步讲，即便学校能够培养出企业可以使用的人才，也需要在企业中进行磨合，企业要有相应的教育培训机构。时至今日，企业已非单纯的人才消费者，而是承担着“育才”“用才”的双重职责，这也是工业化国家企业的通行做法。

企业“育人”可以在企业内进行，也可以通过与职业院校合作来进行。如同德国的“双元制”，企业通过与学校合作，可以兼顾企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优势而避免各自的劣势，更有利于人才质量的提升和职业教育的发展。相较于企业，学校具有完备的教育设施，企业可以通过深度参与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进行“育人”，避免合作内容与课堂内容的脱节，使合作有针对性并富有成效。学校应充分发挥教育的专业性，探索节约成本、高效的合作模式，避免对企业一味索取。当然，作为育人的一种形式，校企合作中需要给学生的人格以高度重视，使学生成为具有健全人格并学有专长的人，避免将其培养成有利用价值的工具，使校企合作一种让学生“成人”的有效方式。

最后，完善职业教育法律，是校企合作的保障。校企合作需要学校与企业密切联系，互相配合，但同时需要法律认可、规范和保障。由于传统的中断、理论研究的歧见和制度安排的偏离，校企合作难以深入进行，职业教育质量无法保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亟需职业教育法律予以认可、规范和保障。这种认可、规范和保障，既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传统，也是工业化国家通行的做法。如前所述，工业化国家职业教育法律不仅对企业的教育职责有明确规定，而且有专门针对企业实施教育的立法。正是在法律的作用下，使企业明确自己在职业教育中承担什么职责以及如何承担职责，使校企合作得以顺利进行，职业教育质量得以保障。

同时，在法律完善的过程中，需要有相应的实施细则，使法律具有操作性，能够被实施。目前，我国虽然有职业教育法律，却限于原则性的规定而难以被实施。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发展更多借助于职业教育政策推行。政策虽然灵活、机动，可以应对当前面临的问题，却不具备法律的权威性。同时，过于频繁的职业教育政策以及政策之间的不协调，可能会对职业教育实践造成干扰。因此，修订和完善职业教育法，制订出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法律，明晰校企关系及权责利、合作目标与规范，出台细化、可操作的实施条例，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，引导校企合作良性发展，成为有效推动校企合作和提高职业教育质量的当务之急。